存在主义是一种困境——我“范美忠事件”的一点看法 于仲达第一， 以我对范美忠的了解，我首先觉得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一个不爱掩饰自己的人，比较耿直、率真、敢于讲真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往往很少顾忌什么。范美忠特别反感伪善和伪崇高，所以，求真一向是他为文和为人的第一价值目标。实际生活中譬如说责任感，使命感和同情心等等，我[阅读全文]

N多年以前，当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文学就是其中的一个梦，那时候和同班的几个同学还有一个文学青年打得火热，为了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曾经步行沿着沙颍河边去到几十里地的县城借书，后来父亲察觉到我这个念头，不愿挫伤我求知的积极性，温和地批评了我，让我暂且搁下文学，考一所好的重点高中，他告戒我不要“误入歧途”。20多年过去了，父亲也已经去[阅读全文]

当我回顾大半年以来诸多知识人之间的内讧与分裂时，我不禁哑然了：这是什么样的年代？从“张鸣事件”、“旷新年事件”、“邹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李零事件”、“《读书》事件”、“郑家栋事件、“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薛涌笑蜀事件”、“茅于轼事件”……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个民族的知识界出现了从来没有的问题，再也[阅读全文]

惊闻，5月13日晚，性格极其类似林黛玉的陈晓旭在深圳去世，17日上午，她的遗体将在深圳火化。陈晓旭师傅净空法师的好友向记者证实了此事。“我变得越发忙碌和烦躁，很少有时间和父母相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父母不知何时开始悄悄衰老、虚弱了，好像随时都有离开我的可能。而我给了他们什么呢？这一切他们又能带走什么呢？这种心痛使我从喧闹中安静下来。我开始想到：如果我的[阅读全文]

我于2007年1月21日在“关天茶舍”发表了《于仲达访谈录——鲁迅先生见证了我曾走过的十年艰难岁月》一文,对过往研读鲁迅的系列文章作了总结回顾,我一直在思考后鲁迅时代的精神归属，这样漫长的追问让我苦闷而又焦灼。恰遇基督徒伊非凡妹妹的真诚讨论,让我觉得受益匪浅。本文深入从基督文化的角度解读鲁迅内心的精神困惑，有力地指出“鲁迅之单一之人纬度的汉语人生改造没有指望。这就使鲁迅的后来人无须重走鲁迅的路，无须再象鲁迅一样完整地经验那样痛苦的绝望、换气、煎熬，再是应接着鲁迅的终点转向别一视域求拯救。而我的体会是，向鲁迅之单一之人向度的拯救跨过一步，就是神之纬度进入人生的神的拯救。”本文的要点在于,没有将鲁迅的存在意义简单的加以抹杀,而是从解剖鲁迅自身的困惑和焦灼入手,令人信服地得出如下结论:正视“求乞者”鲁迅的“失败中的自觉”，痛下决心解决信仰问题,告别精神上的“无赖状况”,或许就是我们的任务。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盛行的都是流氓逻辑和丛林法则，缺乏爱的土壤，让人无奈的是，往往在最要紧关头，暴力总是最坏的打算，虽然暴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也不妨运用一下。这样我无法皈依上帝,陷入了“精神困境”。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启蒙者、自我反思者和寻求拯救者,只是他没有寻找到拯救的力量。站在黑暗中，我拒绝阳光，思想悲观，找到了宽恕的力量,也是一个希望通过基督教而被救赎的人，但是,由于残酷现实的刺激却让我难以皈依上帝。

专栏作者于仲达的博客中国新年献词 有人说中国的知识人以身体孱弱和神经脆弱闻名于世,不能想象始终承载批判责任、 精神关怀、 灵魂追问都是孱弱而脆弱的暮气沉沉的知识老人，时下,知识人的精神上有股霉烂的穷酸气,都软在各种烂泥里,没有独立的人格,缺乏对人生的追求与意义的持续追问，被严酷的势力打断想飞的翅膀,从来不知一己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即便一些优秀的,渐渐地与社[阅读全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也指出：“文学不是生活必需品，作家供养制度应该取消”，翻翻近几年的畅销书，《狼图腾》不是专业作家写的，韩寒也不是专业作家。能不能写出精品，不在于你是不是专业作家，有没有受供养。自从有了作家供养制度，许多作家衣食无忧，反而没有了创作灵感。别的不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力旺盛的众多大家，在被国家供养后，创作力反而大不如前，少有精品了。

这种论点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是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我自己也就一直认为国民性与生存环境有关，并反复在一些文章和《一个奴隶的手记》中具体点到，不象那个学者那样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从这点来说，投向宗教，不一定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如果不解决生存问题，不解决人在现实中具体的生存权利，奢谈什么“基督”和“信仰”，那是无视人的权力，也是从这点来说，我认为鲁迅的“反抗”仍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再说鲁迅的“反抗”，是理性反思后的“反抗”。学习西方文化，重在反思。我要强调的是，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的情况下，生命的自由高于任何宗教理念和信仰！

小说家洪峰的“讨饭事件”一经网络和媒体传开,立即引起了人们对于“体制内”作家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讨论,并不奇怪,此不赘述。不料上海“专业作家”陈村却于2006-11-16 19:45:00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发表了一封《致中国作协金炳华书记的公开信》, 透过这封奇妙无比的信,足可以解读一个“专业作家”的思想和内心,想来很有意思。陈文中充斥着诸如“纯文学”、“专业作家制度”、“解除后顾之忧”一类的词语,信的末尾落款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陈村”,还有一个备注是“请跟金书记有联系的朋友，帮我转信。谢谢！”读后无论如何,我有一种被人按着脖子闷打而直不起来腰的感觉,仰天长叹: 中国的作家的脊梁骨早在49以后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就被打断了,岂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吗?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

本文结合和四川民间学者范美忠关于鲁迅和相关人生问题的讨论,分别就鲁迅与庄子、鲁迅与我 、摩罗与我 、“鲁迅研究专家”与我、范美忠与鲁迅 、民间知识分子与学院学者等方面逐一进行了输理,并着重对自己的鲁迅观进行了深刻的清理,我是在经过深入反思以后才决定写作此文的,此文的完成,是继长篇自传随笔《一个奴隶的手记》和《往事并不如烟》之后对自己的全面反观和审视，通过此文我开始摆脱鲁迅以及学院学者对自己的影响，逐步触摸到真实的自我．此文是２００６年９月到１０月初断断续续地完成的，显得零散。一直以来，我对同龄人和比我年龄小的读书人表现出一种非常警惕的姿态，原因并不是他们读书不够多，而是普遍缺乏强大的主体意识，丧失自我多解剖的反思的能力，他们不是从生命需要出发来选择各种精神资源和从事精神创造，而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这种把一切都当作“学术”来做的态度把人鲜活的生命酱住了，其结果必然以丧失灵魂和主格为代价，造成那种学术与思想两张皮的局面。相比之下，我是比较推崇从个体生命体验角度出发去解读鲁迅的，虽然这种解读带有很大的个人性，同时，我也清楚个人生命体验是带有局限性。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解读缺乏学术价值，但是，我仍然认为这种解读对个体精神品格的培植，具有积极意义。范美忠的意义在于，他将个人性的言说与内在的精神与灵魂联系在了一起，通过这种解读，他将存在与自己统一了起来。所以，他的解读不在于提供了什么，而在于领悟了什么。

他是绝望的，但在鲁迅那里，绝望就是存在的勇气，这也是鲁迅高于很多人的地方。存在即绝望，绝望乃存在，加缪、萨特那里的终点，恰好是鲁迅的起点。鲁迅不是因为希望而战斗，相反，他是因为绝望而战斗，如同他引用裴多菲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本来已经绝望，或许在反抗中还能够获得一种希望。也正是因为绝望，他的反抗也更为坚决。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我是一个现实感和历史感十分强烈的人，考虑到中国作家具体的话语语境，我推崇那一些关怀社会民瘼道德感相对强烈的作家。我认为，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探索。通过批评，对人类的生存和精神处境予以关怀、探索和思考，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表达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愿望，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我所关注的问题是：
　　
　排除道德的问题，中国文学长期低迷的根本症结：从未站在生存的中心维度上写人。过去是反传统、反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寻根在控制的中国的写作市场，现在是语言迷宫或语言的世俗化占据了作家的心灵。这就是一个时代精神贫乏的真相，人在贫乏中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带上痛苦在无边的精神荒原上流浪吗？只能彻底告别虚无主义，告别罪恶、残酷恐惧和无底的绝望和凄厉的死亡，走上神圣的救赎之路，填补人类心灵上中的某个终极空缺。真正有意义的文学是将人引到意义的道路上来，而非把人推到无意义的深渊中去。拒绝文化消解机制，拒绝伪信仰，重新回到意义的中心，从绝望的深渊中站出来，借着内在生命神情维度的建立，重新恢复人性中美好的情感，获得精神的超越和灵魂的救赎。

"薇依信仰了上帝，但是她拒绝加入教会，因为宗教裁判所的历史让她反感。"<[--]><[--]>- 的确,在西方,一些教会的历史是黑暗的,但是,这些都是人的本性中的恶的作为,不是上帝的意思.圣经的教义也未曾允许他们这样行. 在圣经中,你可以清楚的看到,旧约时代,上帝所要求人的行为的准则,教会的行为的准则,被人各自怀有私心的篡改,成为谋求政治,金钱,或私欲的工具.也正因为上帝看到人的腐败,所以基督耶酥才得以降生,并且因为宣扬上帝的真理,被口中称颂上帝其实心中作恶,行为伪善的教会中的教士以及愚昧的人民宣判为有罪,而钉死在耻辱为象征的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依靠在对人的信仰上.而是要确实的依靠在上帝之中,做上帝所要求的,并且遵守上帝的法度,这样才是正确的. 薇依因为宗教裁判所的历史让她反感而拒绝加入教会，是她不理解和明白上帝. 也没有真正领悟圣经的含义. 因为圣经中明确的说了:"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义人! 一个也没有!" 这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完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人都会犯错,并不是因为他/她成为了基督徒而从此就不会犯错. 当然是否加入教会也还是一个形式,洗礼也是一个形式,这些都是人间的形式. 上帝真正看重的是人的内心. 也就是口中,心中承认上帝是我们的父, 口中和心中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并且在心中和行为上按照上帝给人的法律行事. 这样才是真的为上帝喜悦的. 上帝看重的是灵洗,而不仅是人间的洗礼. 受了洗礼的人,如果还活在老我的状态之中也断然不被上帝所接受的.因为上帝从来就是观察人心,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人.

我在八十年代后期，那时我在黑龙江，由于母亲的影响接触基督教，也作了一定的研究。那时候，由于酷爱文学（人们都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实际上，那时我陷入了对自我的怀疑之中，这种怀疑起始于练气功，以及对气功理论的解读）失去了医学院的毕业证，心灵极度空虚，又极度痛苦，于是我接触了基督教。但是看到母亲她们整日里传经呀，礼拜呀，我也同他们一起传经，礼拜。但是我的传经却总是没有实际的效果，而礼拜也是流于形式。渐渐地我对这些感到厌烦，我要寻找其他的形式。因为我看到他们这些基督徒，同我所知道的西方的基督徒不一样。在他们身上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某种实用性的追求，她们传教也都以基督教对人的某种实用性作为突破口。说得最多的话是，信上帝死后可以进天堂。在中国，无神论根深蒂固，谁相信死后进天堂这一套说法。而我当时，接近基督教也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即解脱我当时巨大的痛苦，也把我领进一个新天地。然而我并没得到解脱，反而更加痛苦了。我感到了孤独和寂寞，也感到了绝望，那时我想到了死。但我没有，我回到了故乡，也找到了工作，但是医院的环境明显对我不适应。我很痛苦处境也很尴尬。我彻底绝望了，加上远离的黑龙江，对基督教渐渐的兴趣渐渐淡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佛教，佛教对我又是一番洗礼。

在苦难中保持寻找幸福的激情，绝非把苦难和死亡浪漫化为甜蜜的毒药，而是在医治无限制地放大灾难所带来的时代悒郁症以及个人心理疾患。苦难中的幸福和危险中的从容是无法伪装的，在直面苦难的同时，坚守对明天的希望，绝非廉价的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面对困难的内在明亮，首先是爱和希望，其次才是理智，绝对的爱和不灭的希望，无条件地构成人性向善和生存意义的必须条件或前提。苦海茫茫，无人可以逃遁；应该承担的不要放弃，应该放下的不要执着。环顾四周，虐杀无处不在，难逃人性恶的阴影，应该怎样划解仇恨权衡利益？欲望满足的界线在哪里呢？罗素说过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他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是每个人都可以具有的似乎成为一种本能。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罗素的高尚所在。作为哲学家对人类苦难的一种先验感知。鲁迅说直面惨淡的人生……可人生这样充满苦难叫可怜的人如何面对呢？这就是要破除对人的执着，寻找神圣性的参照。人因着原罪和本罪的剥夺，使人不能靠着自己去达到神完善的标准，罪在根本上是爱自己不爱神，选择自己不选择神为最高的目标，罪人是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以自己去抵挡神，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的动机，又以自己的意志为至上的统治，不肯无条件的投降于神，顺从的旨意。如何面对苦难的折磨，也即如何安置我们的灵魂，深重的疑问呈现在我们面前。余华让我们看见了人类一生的苦难，但面对苦难，他显然缺乏受难的勇气，不愿意在苦难中前行，以倾听人在苦难中如何获救的声音；他选择了用忍耐和幽默来消解苦难。人在苦难面前是被动的，而消解是被动的承担，它鼓励人们遗忘苦难，接受苦难，用现世的、短暂的欢乐来消解苦难的沉重面貌。而消解的后果，最终使福贵与许三观成了被生活榨干了生命力，充满暮气的老人，他们的眼神貌似达观，内心却是一片寂静，在他们面前，站立着的只是广阔的虚无，厚重的麻木，以及庄禅式的自我逍遥，而没有受难后的豁然与快乐。消解和遗忘只能带来另一重虚无，很多人不能真正感知苦难的内涵，他们逃避开了，“走出荒诞的墙”，可“城墙内荒诞和恶的世界依然原封不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29）苦难是无法摆脱的，所以我也并不赞成消解和遗忘，这样并不能真正擦去人生存中苦难的痕迹，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自欺和掩饰而已，它的结果只会使人被苦难吞噬，继续忍受着苦难与恐惧对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 正是在这个层次上面，我并不认同余华对待苦难的民间立场，虽然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作为一个觉醒了的知识人，可是我无法回到福贵和许三观的忍耐和麻木上去。面对苦难，只有担当苦难，受难将带来拯救，只有承担才能体味到苦难的真正意义。

基本赞同您的观点。实际上呢，鲁迅的批判国民性的思路，让人错误地以为他不考虑民族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他不过更侧重精神或灵魂层面，并没有否认其他方面。鲁迅晚年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个人对“国民性”的理解，决定了他走灵魂改造这一条路子，他自己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事情，当然他已经认识到这一思路的不足。于是，当代学者开始精神层面以外，开始“制度批判”，其实还有许多，比如经济 和教育以及新闻 等。

鲁迅的根本价值在于他最终启示我们：鲁迅之单一之人之纬度的汉语人生改造努力没有指望。这就使鲁迅的后来人无须重走鲁迅的路，无须再像鲁迅一样完整地经验那样痛苦的绝望 、挣扎 、煎熬，而是应接着鲁迅的终点转向别一视域寻求拯救。而我的体会是，向鲁迅之单一之人之向度的拯救跨过一步，就是神之纬度进入人生的神的拯救。也就是说，鲁迅真正的伟大价值在于：他使我们在他的终点走向另一种盼望，他启示我们走向神，走进信仰。无论在哪一层面，我都极其珍惜鲁迅。鲁迅是一个完整的奉献者，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高峰，一个极限，一个终点，也就是说，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起点。只有经由鲁迅的极限和终点，我们才有可能走向神。 刘青汉对于鲁迅局限和意义的认识,在我看来是深刻的,不象刘小枫情绪化一样的抽离鲁迅不宽恕背后基本价值尺度的漫骂,所以我觉得为了引进“神性维度”就对鲁迅简单判断的态度,不太能接受.其实,对于鲁迅和刘小枫,我所看重的是他们的精神资源对于当下文化建设的作用,各种资源都处于糅合之中,无论是作为文化基督徒来言说基督教宪政还是作为左翼鲁迅来言说鲁迅,一般来说,我都警惕概念化抽象化规范化.

在她的笔下，我看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和痛苦，她拒绝灰色中性，拒绝封闭自我的灵魂拯救，灵魂厮搏、人格分裂、人性渴望都是她所关注的，灵魂（生命力）在抵御外部压力所能够承载的深度，更是她所关注的。各种防御性手段和自虐都宣告失败，她开始向内开掘。找回自己，确立自己的身份，皈依信仰，“她不仅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审视自我，勇敢地承受命运的挑战，以爱以理性以信仰活着，将自己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将自身苦难与人类的认知之道打通起来，走出女性的狭小空间，冲出宿命的泥淖，拨开头上的迷乱星空，终于成为了自我的文人。”王英琦认为，任何外部超越都不是真成的超越，只有“向内型”超越才是彻底的超越，为此她认为，与其外部吞食肢解，不如自我解剖。她认为一个内在心灵尚未开启，不会审视拷打自己的灵魂，没有自己的信仰及信仰实践的作家，是不具备济世救世的能力。个体灵魂的拯救，是社会性拯救的先决条件。她认为，当前不是一个写作者如何言叙，如何启蒙拯救大众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自我认识自我，警醒自我救赎的问题。写作的回归，首先是人的回归。于是，怀疑自我、寻找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重塑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从感伤埋怨到主动担当，她体认了人生的痛苦、绝望、深渊、地狱，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她以个体的全部赤诚和勇气去面对红尘，与俗世同修，苦乐同驻。她选择主动的受难，在苦难中了解生存真相，分析不幸不幸根源，发掘苦难的深层原因，加深人和人性的理解，以不懈的斗争改变命运，守住人的尊严，选择不与命运和逆境抗争的主动意识。经过多年的心灵磨难，终于找到了她的“上帝”，活出了基督的精神，与宇宙精神内在统一。从承认现实的苦难到承担现实的苦难，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将自己溶进信仰，纳入自我设计的人生目的中去。将欲望转为献身精神的基督徒形象，一个将生命与思想融为一体的哲学家的形象。

林贤治在考察众多优秀知识分子时，批判了如下一类知识分子。他们屈服于环境诱惑，摒弃个人道德，局限于专业角度考虑问题，专注僵死的问题，拘泥迂腐，脱离生活，繁琐研究，喜欢标榜“价值中立”，实际上与权力保持暧昧关系，表面上按照意愿做事，其实根据角色所规范限制行动，甚至将奴性内化为本能。林贤治所青睐的知识分子有左拉、薇依、萨特、加缪、福柯、伯尔、威塞尔、格拉斯、凯尔泰斯、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阿多诺、萨义德、奈保尔、奥威尔、鲁迅、李慎之等，无疑都具有某种类似的特点，即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以及平民主义的立场。借用他自己的话，他是“耻于做知识学的炼金术士，而争当大众社会的燃灯人和拓荒人”。用林贤治先生的话来说，他们缺乏中国知识的温顺，折中，机变——来源于儒家文化和本土政治经验的东西；为了真理和正义，往往喜欢走极端。那种挑战反抗，争天抗俗的精神，确实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匮乏。他们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的深处，使周围的人类现形。这是一道幽光，因苍白而显得强烈。

无论以前，还是过去和将来，鲁迅永远是名流学者和专家教授的最大敌人。鲁迅属于人间。鲁迅属于大地。鲁迅属于草根阶层。鲁迅不属于虚伪而又矫情的知识人和阴险狡诈的特权阶层。

接到仲达先生的大作——《坚守与突围》，是在早春二月，很有生机的季节，是清朗的早晨，开信箱时，一个简单的黄皮信封，撕开信封，一本灰白相间的书滑落下来，生性爱书的我，目光顿时一亮，感喟之心，不停的在颇有哲理性的书名——《坚守与突围》上流连。扉页上仲达先生站在一篇金黄的麦地前深情回望，是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命运的关注，抑或是对于乡村生活的向往，这是一张我永远忘不了相片，不仅仅能够唤起我的儿时对于乡村生活的记忆，还给了我一种策励——对于农村生存状态的关注，是有良知知识分子不应丢弃的生存航标。那个早晨我的心情是快乐而充实的。

相比时下一些无病呻吟的知识人，老村思考的都是最为朴素的问题。他有着深厚的历史感，面对自然灾害、人口膨胀、运动频繁和普遍缺乏生命意识的历史图景，他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老村承受超乎寻常的巨大压力，但是仍然坚韧、善良、敏感、多识和丰富，他在反省和批判之中，告别小农意识，提升着弊屈的生命和卑俗的灵魂。有一些年轻人，可以在文章轻狂地抨击知识分子的劣根，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特立独行、孤苦绝望和偏执极端的样子，担当的更多是国家、民族和他人的苦难，轮到担当自己，却交了白卷。试问，一个连自己都不能担当的人，他能担当起其他吗？启蒙自己，担当自己，这在当下中国是一件紧迫的事。成为“个体”远比成为什么“人文知识分子”更迫切，成为个体是一切的前提。当前游走于体制和学院的知识人，有着明显的局限和缺点，那就是丧失了与大地的联系，无法回到朴实自然的生命状态，丧失了对苦难、历史和文化的知情，根在哪儿呢？稍经风雨，那些不经苦难锻打专*精致学问包装起来的言辞就会象釉彩一样脱落。当下中国不缺少学院学者、文化商人、“民主斗士”和批判型学者，唯独缺少象老村这样的个体劳动者。我们只呼唤文化建设，却从不建设自己。在软骨而又媚俗的知识人和伪善的官吏之外，令我欣喜的是，苦难的中国竟然还有老村这样的自由文人，不错，是草原上的阳光，祈连山的大雾，陕北的黄土，中原的黄河，锻打出了一个拙朴而又敦厚的老村，是山峦、河流、蛮荒和神灵重染了老村的灵魂，这一游走于苦难大地上的游魂必将在一片嘈杂和平庸中飞翔起来！

是的，我不能总是生活在一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里尔克、海子、穆旦和卡夫卡等大师组成的阴郁世界里，还应有曹雪芹、川端康成、沈从文、废名、汪曾祺、苇岸、梭罗等等，他们同样代表了人性的精神渴望。面对人性深处的冰凉，冷漠和自私，我不能指望象西西弗斯一样来担当荒诞，无法想象终生与虚无孤独黑暗结伴将会怎样，要渡过漫漫长夜，必需用那些美好的细节来支撑自己，具体地来说，要靠爱、信仰、温情来滋润自己。追求真实，是人类深处最为真实的呼声，但是真实又往往折磨得我们遍体鳞伤。我在鲁迅笔下看到了抗争，在加缪的笔下看到了荒谬，在奥威尔笔下看到了扼杀，在卡夫卡笔下看到了异化，在陀氏笔下看到了丑陋，同样我在川端康成笔下看到了美丽、纯洁和善良，在苇岸笔下看到干净 、节制和温馨,文学不仅是对荒诞、怪僻、邪恶、丑陋、阴暗 、猥琐和冷漠的披露和抵制，更是对美、信仰、雅致、细腻和崇高的展示和追求，这种方式是以轻盈的方式去承受生命之重，是以绝不放弃精神深度为前提的，在我看来，这才是文学的宗旨所在。

从农村学生上不起大学，到城市工人下岗，到美国炮轰我驻南使馆和小日本疯狂叫嚣张，以及我们所置身的体制等等，都不是简单的愤怒和抗议所能解决了的。所以我不再愤怒，因为愤怒无济于事，严重的还会把人变的更加狭隘，仅仅选择做一个“愤青”是悲哀的不够的，它放弃了个人的责任，甚至还不如抽时间来多想想怎怎么做事和挣钱，享受生活，在生活中学习爱并培养爱的能力。在我看来，“愤青”应该是一种朴素，直接，主动，无畏，自由，无拘束，发展，运动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理念，成熟的“愤青”应以“愤”为“奋”，转化愤怒为实现理想抱负的力量，换来的是正义感、善恶分明、敢做敢为的实践。“狂人”（鲁迅）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与他不同的是，我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身上。作为一个不愿意放弃思考的， 我从先前的“愤青主义”渐渐转向自由主义，最近以来，开始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资源有了浓厚兴趣。从愤激于这个时代人心的冷漠，到反思制度建构的不足，到现在致力于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调和，再到当前的“反求诸己”和寻求信仰，我仿佛一只在原地打圈的苍蝇。如果说我与从前有什么不同，我把“愤青”看成是一种思想状态和生活理念，我再不关心救赎别人，只进行自身的生命探索和思考，着重关注自身的精神需要。在我看来，拯救了自己的同时就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特别到了现在，经历了至尊宝到孙悟空的精神蜕变，我认识到了人作为个体意义上的有限性，决心从个体开始，承担最为一个个体的责任，放弃任何外在虚妄的寻求，实在地融入群体，脚踏坚实的大地，寻找并创造本该属于个体的快乐。

冬夜读范美忠的《野草》心解，读着读着，冷风飕飕，一股肃杀、灰暗、单调、萧索、疼痛、焦灼、坚硬和荒凉之精神气息扑面而来，我被一种来自生命本体意义上的体验击中，被一种行走在荆棘丛中冷漠的自由意志所震惊，在一个丑陋和充满痛苦体验的生存处境里，我为之惊愕，缺乏坚韧顽强生命力，缺少喷发的生命激情和高昂的理想主义，不敢直面人生之残酷和心灵的黑暗，是不会写出如此血性现实之文字的，然而，灵魂辗转于风沙肉搏空虚之暗夜，需要个体生命怎样的沉潜和熬练啊。在大陆中国人（包括某些知识人）整体粗鄙化冷漠化和无心灵化的背景下，范美忠无疑是少数正常的具有敏感丰富而又不乏坚韧理性成熟之人，作为一个鲁迅爱好者，我为能读到这样的文字而高兴。写这样的文字，读这样的文字，都是一件极累的事情，它对人的心灵充满挑战，这种充满强烈的灵魂搏斗的文字，让那些无力承受追问惨烈和创痛之人无法自欺和逃遁，它有一种催逼你对存在给出意义的鞭策和能力，我从中也读出了疲惫、苍凉、无奈和孤独，在一个精神四散逃逸的年代，谁愿接受这样的拷问和抽打？与鲁迅的阴郁尖锐坚韧相比，范美忠坚韧敏感犀利。是的，敏感的人是不幸的，与黑暗的对峙是艰难的，它是生命活力的提前和集中消耗，对抗者必以拒绝周遭的幸福和生命的疲惫早衰为代价。当从外在的焦灼回归本真的宁静，身体猝然之间懈怠。（云谣）一个怀揣爱的人，生活在丛林一样的严酷环境中，其心一定是十分痛苦。然而，象《过客》里那个困顿、执拗和倔强的过客一样，范美忠的疼痛来自于对现实困境和灵魂黑暗的洞察，与西方现代派作家笔下的痛苦、焦虑、恐惧和绝望不同，相比之下，更具切肤之痛。我和范美忠一样，同样出生在偏僻的农村，都有过底层生活的切身体验，也有都市谋生带来的流浪之苦，乡村已不是我们的田园，都市里又无法找到诗意的栖居，无可逃遁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同样都要经受罪恶和欲望的磨碾，我们都在挣扎和突围。范美忠是一个有着独立批判意识和肩负知识分子理想之人，他在行走中实践着打破生存惯性和精神桎梏的崭新生命形式，这多么象鲁迅啊！

如何面对“存在”？活着不过是活着，这是我最大的认可和恐惧。满足和快乐都变得极其容易，却与意义无关，世界日渐苍白和萎缩。人从生下来就已沦为本真的荒诞，个体总处于孤独、脆弱和苦恼之中，这种存在的匮乏总让人渴望得到精神意义上的抚摸。生活在这样一个躲避崇高、怀疑爱情、蔑视生命、否定一切的转轨时代，虽然苦苦追索，但是却走不出生活的迷茫困惑和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告诉我们，只能一直走下去，直到无路可走，也要走下去。“在路上”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尴尬境况，就象那个后上帝时代的等待者戈多一样，处于一种本体论意上的流浪之中，不停地寻找；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多余人”毕巧林扣问自己：“我活着为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是一定有的，我一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可是我猜不透这使命是什么。”知道自己“不知道”，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知道”，从而走得更远；不停地寻找，却永远也找不到，但他没有放弃寻找；虽然处在迷惘之中，却满怀坚定，为让空虚的生活变得充实而努力不已；这，就是毕巧林的宿命。这种主动找寻意义的姿态确实可贵，对于信奉基督的西方人来说，上帝的缺席让人无法忍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话：“看看周围上帝赐予我们的美景吧：碧天如洗，空气清新，芳草萎萎，小鸟歌唱，大自然是美好的、无罪的，而我们，只有我们心中没有上帝，愚不可及，不懂得活着就是天堂，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明白这个道理，天堂就会来到人间充分展现她的丰姿，我们就会相互拥抱，留下欢乐的眼泪……”然而，随着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人们对此发出了质疑。当我们听从了加缪的召唤，却每天发觉自己置身在荒诞而又真实的“西西弗斯”状态中，一次又一次地不停地推石上山，以及《局外人》里写到的那种英雄主义肉搏空虚的力量，这在陀思妥耶夫斯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少年》里让主人公阿尔卡秀?多戈尔鲁基放置到一个物欲横流的巨大漩涡中不断挣扎，奇怪的是，这个少年在一位老人马卡尔的帮助下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从而没有在社会危机中变成象兰别特和斯捷别利科夫等人那样丑陋、贪婪、无耻。这无疑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即改变社会的不是斗争，不是革命，而是爱，是逆来顺受，是“人内心的自由”。放弃外部世界的抗争，而沉入内心世界寻求“自由”，这在东方文化语境里，特别是在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简直不可想象。

　这一书单原来是向一个喜欢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朋友推荐的，该朋友有一定文学修养，所以没有一一推荐所有文学作品，只是就个人喜欢的文学作品重点推荐，侧重点不同而已，没有一一开出书目，给人的感觉是轻视文学和重视思想。这是需要说明的。当然读书要从中西方大哲入手，但是在这里没有强调。欢迎补充。以上这份书单是向一个喜欢当代文学批评的朋友推荐，侧重于当代文学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朋友有 一定文学修养，所以我就个人的喜好作了简单推荐，并没有一一推荐作品，给人的感觉是重视思想轻视文学，结合网友的意见，为避免误导，我作出补充。

从今年第4期起，民间期刊《今朝》以两种版式、两种内容和编排出版，一是先锋诗歌民刊，二是大散文、大文化类民刊。以下是今年第4期目录。因为第4期系试刊，不少稿件是从网上转来，尽管费了不少周折，仍然不知道原作者是谁，所以，请知晓者帮助通知转告，以便奉送精美样刊。

有论者认为，“五四”启蒙主义的救世激情造就了鲁迅，而超越于启蒙、革命这样的政治解决方式之外，关注于人的灵魂拯救的激情，造就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虽然有这样巨大的不同，鲁迅对于陀氏还是有一种深刻的同情之了解，所以他虽不赞成陀氏，但还是说了这样的话：“但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因为这是挡不住的忍从，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炼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他们两个的文化思想分歧在于鲁迅受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将生命的意义界定为对生命自身的发挥极致，否定在比之外还有什么目标。而陀氏则相信人的本然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神圣的目标，以超验的“神”性来作为大量人的生存的价值尺度。鲁迅不能接受陀氏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因为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订婚的丈夫，艰苦地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现吧，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氏似的追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一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鲁迅此话的无须道出了鲁迅陀氏的一大分歧，即鲁迅是执着于现世的一重世界，希望在现世就把一切帐结清，主张“拳来拳去，刀来刀挡。”“用更粗的棍子对打”、“一个都不饶恕”，这是一种立足于现实而寄希望于未来的社会改革者的态度，支撑他的现实奋斗的意义来自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信仰。所以，鲁迅接着用上等人和下等人的道德对立，化解了陀氏宗教式的忍从的意义。但鲁迅并不是完全无视这种宗教性道德的意义，所以，他于市侩主义的中庸态度之外，也关注到人之为人的良知和信仰的问题。鲁迅也曾意识到某种超验价值的存在的意义，他虽然没有畅想过天国，但却是时常谈论阎王、地狱和鬼魂的……只是鲁迅对上并不认真，只是姑妄言之而已，他是执着于现世的生存的，是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精神界之斗士的出现的，这是一种“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的率性任性的人生态度。而陀氏则认为正是人们对自由的滥用才导致了人类的罪与罚。自由使人带有神性但并不是使人成为“超人”或“神化”，而是为了最终完成世界的。

无论是主渐进重具体反教条个人本位的重实证的胡适，还是鲁迅的重革命重精神重整体，都落一个苍凉的命运。鲁迅的路子不好走了，这是确切的，但是胡适的路子就那么好走？一但进入政治体制内部，如何保证不被同化甚至是僵化？“体制”是庞大而机械的，个人要么是其中的零件，要么就只能被替换下。愿望再好，有折中的实际可能么？胡适本身的际遇也是参考答案的一种。即使前提是“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到底怎么样才能确保作出象鲁迅一样选择的知识分子不会因为是绝对少数的“傻子”，是实质弱势的“孤独者”而轻易被孤立，被漠视，被戮害，同样是一个大题目。（不懂经济）鲁迅主张的是革除旧的政治势力与旧的文化观念，所以要革命，所以阻力重重，代价也很大，遇到伤害的知识分子容易犯软骨病；胡适主张的是改良旧的政治势力与旧的文化观念，在没有相互制约的均势政治力量和主持公平的强制机器面前，所能做到的是很有限的粉饰、很有限的进步，代价是绝大多数人的忍耐力考验。面对流氓政治的威慑，胡适就象那个“递上一个避孕套”以此减轻伤害的女孩，而鲁迅就是那个被迫采取“正当防卫”的女孩